[24]这是最早在宪法性文件中规定的税收公平主义的条款。

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政权，而政府所有者为治权。而共产党过高估计阶级斗争，不合大势，是分裂的因素。

从理论上说，西方政党合法性的获得恰恰是以克服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为前提的，在《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中，萨托利追溯了政党从宗派到政党的起源和发展，指出政党这个词汇的出现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情，而且最早都背负着宗派主义的毒性。而社会改造的最核心就是对乡村和农民的改造，以文化改造，完成民族自救。这样的多元主义的政党宪政是西方的现代性的产物，因为，在萨托利看来，大量的可识别团体的出现并不能证明多元主义的发展，而只是说明表达的碎片化的发展状态，政党是社会表达的方式。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比尔说：产生多党的原因只能是个人利益，圣茹斯特（Saint-Just）说。另一方面，他却坚决拒绝参加自由主义人士发起的宪政运动。

大家好像说，‘选举怎能不办？要行宪政既成了天经地义，宪政则必从选举作起。此后，乡建派开始作为一个团体组织，介入到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之中。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义》一书的章节设计： 第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宪法。

范式为一个时期的科学家集团所共有，持同一范式的科学家因其有着共同的信念、价值标准、理论背景和研究技术而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6]《苏联国家制度》，李少甫译，中华书局1950 年版; 《苏联国家法选论》，人民出版社1951 年版; 《苏联国家法概论》，杨旭译，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23] 我国法学界对于宪法概念的表述方式所体现的苏联宪法学说的影响，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延续到 80 年代。[50] В． И． Хрисанфов．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 в России．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 －1999． С. 149． [51] ［苏联］马里茨基: 《苏维埃宪法》，哈尔科夫，1924 年版，第27—28 页，转引自杨心宇、李凯: 《略论苏联法对我国法学的影响》，载《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4 期。

当时的教材、教学计划、讲课、课堂讨论等都是苏联模式，叫作‘全盘西化时期。[72] （二） 以国家学说为核心的宪法学体系建构 苏联宪法学也称为国家法学，其主体部分就是国家学说，一般将宪法学约 1/3 的篇幅阐述国家与法的起源、国家的类型和特点、国家与法的关系等内容。

[20]   二、苏联宪法学说对中国宪法学说影响的内容 笔者认为，苏联宪法学说对中国宪法学说的影响，在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宪法概念、宪法作用、宪法本质、宪法与法制和法治的关系、人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以及宪法学体系几个方面。（4） 帮助建立一套高等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其三，表明宪法所调整的关系由侧重于阶级关系，转变为侧重于社会关系。[32]这里主要体现了宪法对于保障苏维埃代表制和民主制方面的作用。

第五，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自我认同程度比较低，没有充分发挥宪法学在知识整合和形成社会共同体意志中的协调功能。而无产阶级宪法学所研究的内容是科学、真实而且能够实现的。国家机关活动的原则，即依法进行其日常工作。1954年宪法颁布实施后，法学院系开始设置中国宪法学课程，其中讲授的内容也有相当多的篇幅涉及国家学说。

[12] 《斯大林宪法的特点》，载《人民日报》1949 年11 月5 日; 《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载《光明日报》1953 年 12 月 5 日; 《论社会主义宪法》，载《新建设》1954 年第 10 期; 《苏维埃宪法的发展》，载《政法论丛》1958 年第 3 期。马克思在《论宪法的实质》一文中又提出： 一个国家的真正宪法是不成文宪法，而真正的宪法取决于现实的‘力量对比。

苏联时期法学界对于法治一词有着特定的适用语境，其往往将法治与资产阶级国家结合在一起，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所建立的法治理论就是使国家受制于法，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接受和认同的。（一） 关于宪法的概念 将宪法解释为根本法，在这种意义上对宪法概念的认识最早可见梁启超于 1899 年写成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他说： 宪法者，英语称为 Constitution，其意盖谓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

从 1950 年到1957 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共聘请苏联专家 98 人，这些苏联专家对中国人民大学全面接受苏联经验起了重要作用。在高等院校中开设苏维埃宪法课程始于中国人民大学。[52]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马里茨基的法治国家观念仅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向国外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是战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一种特别现象。[12] （二） 苏联法学专家直接授课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百业待兴的局面。（三） 关于宪法的本质 关于宪法本质的经典论述首推列宁，他说： 宪法的实质在于： 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

[48] ［苏联］Н. Т. 亚历山大洛夫: 《苏维埃社会中的法制和法律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57 页。必须指出，社会发展的变化要求必须重新审查一系列不符合新的条件的法的规范。

[71] 李金国就在其《我国宪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一文中提出，我国现行宪法学研究范式是阶级斗争范式，宪法学界也有其他学者以阶级斗争法论、意识形态论、统治阶级意志论提出类似的表述。第三，能够使法律体系完备，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使整个社会秩序井然。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由于我国尚未制定宪法，这时主要是学习和了解苏联宪法，高等院校法律系所讲授的宪法内容也只是苏联宪法。中国人民大学最早建立法律系，并于 1950 年开始招生。

关于宪法对社会经济基础的作用，主要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进行阐述，并得出结论： 宪法始终是社会上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手中用以巩固其经济统治的法律手段，目前资产阶级宪法，作为上层建筑来说，从根本上看，它所维护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保护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阻碍着社会的发展。这里使用的国家法一词，即沿用了苏联的表述方式，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国法学界才将国家法改称为宪法。当时推介苏俄宪法和苏联宪法旨在为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营造先声。宪法反映了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并巩固其阶级专政。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国家法教研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义》。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

它在规定社会———经济组织基础时，也就规定着另一些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再由这些法律部门更详细地来规定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如民法、集体农场法、劳动法、土地法等等。笔者认为，我国 1954 年宪法移植于苏联 1936 年宪法，这是苏联宪法对中国宪法影响的显性结果，其深层原因则在于苏联宪法学说对中国宪法学的缓慢渗透。

教师编写讲义只是根据苏联的教材参考有关的经典著作和兄弟院校有关的讲义进行编写。[51]阿#8226;马里茨基将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理论引入苏联法学界，并试图以此树立法律的权威，要求一切国家机关依法办事，在具有完备法制的前提下实现法治国家目标，而苏维埃国家无疑应当力图实现这一目标

多数国家都在包括环境、食品、药品、能源、福利、劳资关系等领域里实施着越来越广泛的规制。[46]然而，要医治被最高法院指出的上述自相矛盾并不难，只要抛开禁止授权原理这面旧旗，直接宣布：法院认为立法机关授予行政机关的裁量权缺乏必要的限制，但法院既不愿以违宪为由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授权法无效（也许是出于对1935年来最高法院禁止授权原理相关先例的尊重），也不愿挺身而出以自己的限缩解释为行政裁量权确立可理解性标准（也许是出于对谢弗林案的尊重），而选择命令行政机关以自我设限的方式为自己的裁量权行使提供可理解性标准。只是出于对行政负责任性的关心，出于对行政裁量权有可能被滥用的忧虑，哥伦比亚法院并未止于接受现状，而是试图另辟蹊径，要求行政机关说明其满足了可理解性原则，即要求行政机关说明其划下特定界线的指导原则是什么。See David S. Caudill, Images of Expertise: Converging Discourses On The Use And Abuse Of Science In Massachusetts v. EPA, 18 Vill. Envtl. L.J. (2007). [63] 同注10，第68页。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能用自己对制定法条款的解释来取代行政机关对其执行的法律所作出的合理解释。它与ATA案的区别只在于：这里的行政机关不是环保署而是劳动部长。

类似地，虽然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多数意见循授权是否合宪的路径处理了ATA案，但的确有一位法官表示，[41]他宁可认定环保署的立场构成对含糊不清的制定法的合理解释。第二，使有意义的司法审查更有可能得到实现。

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以下简称为上诉法院）部分许可、部分驳回环保署小组重审的请求（ATA2）之后，环保署就授权问题、上诉法院对实施问题的管辖权以及《清洁大气法》相关规定的解释问题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下称最高法院）提出复审请求，美国货运协会也就环保署是否应当考虑实施成本提出了反诉。前者必然包含了决定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裁量权，后者的行使则须依据并服从法律。